李颕彰｜《欢迎来龙餐馆》惹「战狼」争议：重述战争历史刺痛了谁

李颕彰律师专栏。

近日，电影《欢迎来龙餐馆》在内地上映后迅速引发话题。这原本是一部以市井人物承载大时代创伤的商业类型片，既有轻喜剧节奏，也穿插了战争叙事中的残酷场面，并以中餐作为生活秩序与文化情感的象征。然而，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将这部电影贴上“战狼电影”“民族主义输出”“海外意识形态投射”等标签。相比剧情本身，这种舆论反应或许更值得讨论。

中国人为何不被允许自信？

多年来，部分海外华文舆论中似乎始终存在一套隐性的审美标准：凡是中国题材呈现贫困、落后、撕裂与反思，往往更容易被视为“有深度”；而一旦作品呈现普通中国人的能动性、善意与尊严，则容易被怀疑是在“宣传”。换句话说，中国人似乎可以痛苦，但最好不要自信；可以沉默，但最好不要发声；可以被他人解释，却不被鼓励主动解释世界。这套标准表面上是文艺批评，实质上也涉及话语权的分配。它默认中国电影应停留在“被观看”的位置，却不愿承认中国电影同样可以成为观察世界、描述战争、判断是非的叙事主体。

在作者看来，《欢迎来龙餐馆》真正触动某些评论者的地方，并不只是它讲述了一名中国厨师救人的故事，而是它触碰了伊拉克战争的叙事权。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，国际影视作品中的主流画面长期由西方视角主导。许多好莱坞作品聚焦美军士兵的心理创伤，描写战场压力、道德困境以及退伍后的精神伤痕。这类作品固然可能具有艺术价值，但也在无形中完成了一种视角转移：战争的发动者被塑造成受苦的主体，而被轰炸的土地、失去亲人的平民以及断水断电的城市，反而逐渐退到背景之中。当观众长期从士兵的恐惧去理解战争，却很少从被入侵者的生活崩塌中理解战争，历史记忆的排序也会随之改变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欢迎来龙餐馆》选择从一间中餐馆切入，反而展现出独特的叙事力量。餐馆是最贴近日常生活的空间，饭桌上有生意往来、有邻里关系、有语言差异，也有在试探之后逐渐建立的信任。当战争降临，最先被摧毁的并不是抽象的国际秩序，而是人们吃饭、睡觉、上学、看病、取水、用电等最基本的生活。电影让炸弹落在餐馆旁，让普通人的命运被卷入政治巨轮，让食物与生存产生直接关联。这并不是用美食淡化战争，而是借美食反衬战争的残酷。因为只有在秩序崩塌时，人们才更能意识到，一顿安稳的饭菜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。

战争不该只由发起者讲述。

一些评论者将这种叙事方式概括为“民族主义输出”，但这种判断未必站得住脚。影片中的“中国性”并非以征服姿态出现，而更多是以生活方式呈现。徐福坚持做真正的中餐，不愿把中华饮食简化成迎合外部想象的符号，这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自尊；他在危难中照顾儿童、庇护平民、为绝望中的人留下一口饭，则体现出人道伦理。文化自尊与人道关怀的结合，并不必然构成政治威胁。

相反，如果有人把中国人的善意视为威胁，把中国人的自保理解为扩张，把中国人拒绝屈辱叙事解读成攻击，那恰恰说明他们真正不安的，未必是所谓“战狼”，而是中国形象正在脱离他们熟悉的旧有框架。更何况，电影中甚至看不到一面中国国旗，又何来简单化的“民族主义输出”之说？

伊拉克战争本就不应、也不能只由发动战争的一方来定义。2003年，美国及其盟友以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”“反恐”“解放伊拉克人民”等理由发动军事行动，将一场针对主权国家的战争包装成道德使命与文明工程。然而，战争之后呈现在世人面前的，并不是承诺中的自由与繁荣，而是国家机器瓦解、公共秩序崩塌、基础设施受损、宗派冲突加剧、极端组织滋生，以及一代又一代平民被迫承受的流离失所。

请把镜头还给生活破碎的平民。

当年的战争理由后来一再受到质疑，所谓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”并未以发动战争者宣称的方式出现，但伊拉克人民付出的代价却是真实存在的：被炸毁的街区是真实的，失去父母的儿童是真实的，在断水断电中挣扎的家庭是真实的，被迫逃离家园的难民也是真实的。面对这样的历史，叙述权显然不应只掌握在战争发动者及其媒体系统手中。若战争的发起者同时垄断战争的解释权，那么受害者的苦难就会被降格为背景噪音，侵略责任也可能被改写成“决策失误”，平民死亡则会在宏大政治叙事中被轻轻带过。

正因如此，如果中国电影把镜头转向战后社会的破碎，转向儿童、老人、餐馆老板、普通职员与无名平民的命运，这并不是对历史的篡改，也未必是什么“意识形态输出”，而是在尝试打破一种长期由强者掌控的叙事垄断。它提醒观众，伊拉克战争并不只是关于美国良心不安的内心戏，更是一场切实改变了无数普通人命运的灾难。战争不会因为被冠以“自由”之名就自动获得道德赦免，也不会因为强势媒体反复讲述自身苦衷，就抹去平民被剥夺的生活、被摧毁的家园与被撕裂的未来。真正成熟的公共讨论，应允许不同文明、不同国家和不同受害者视角重新打开历史，而不是一见到非西方叙事介入，就急于贴上“宣传”或“民族主义”的标签。

恰恰相反，越是被西方话语长期定型的战争记忆，越需要新的叙述者介入。越是被包装成正义行动的军事灾难，越需要有人把镜头重新放回废墟、餐桌、病床、孤儿和难民身上。因为只有当战争重新从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出发被讲述，所谓国际秩序、文明使命与道德高地中的虚伪之处，才可能被真正揭开。

星洲华文媒体的深层身份焦虑。

文章认为，新加坡华文媒体的反应也折射出一种更深层的身份焦虑。身处东西方交汇地带，又长期依靠英语制度、国际金融体系与西方话语资源维持自身定位，部分媒体在文化心理上容易形成一种微妙的距离感。面对西方叙事时，它们往往倾向于以“国际主流”加以理解；面对中国叙事时，则习惯先行审视其中的政治含义。这种审视有时未必源于明显敌意，更像是一种近乎本能的防卫。中国越是平静地讲述自己，越是自然地表达立场，越是以商业片而非口号式作品进入大众情感，某些舆论场反而越容易感到不安。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文化不再只靠苦难获取同情，也不再靠迎合来换取掌声。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战狼”这一标签在当下舆论中正逐渐失去分析功能，变成一种偷换概念的便利工具。任何中国人在海外维护尊严，都可能被称作“战狼”；任何中国电影呈现国家保护、同胞互助或文化自信，也可能被贴上“战狼”的标签。在这种泛化使用之下，这个词已不再用于描述具体作品，而更像是用来阻止讨论本身。它让评论者无须解释剧作结构是否成立，无须分析人物动机是否可信，也无须讨论战争呈现是否有力，只要贴上标签，便能迅速完成道德裁决。这不是评论能力的提升，反而可能是讨论质量的下降。

真正成熟的华文舆论，不应一看到中国人抬头便惊呼危险，也不应一见到中国故事走出去就急于扣帽子。世界早已不是少数叙事中心垄断解释权的时代，电影银幕也不该永远只照亮同一批人的伤痛与辩解。当《欢迎来龙餐馆》的灯火在战火后重新亮起，它照见的未必是狭隘的民族情绪，而是一个文明开始以自己的语言，平静而坚定地讲述人间的是非与对错。

作者李颕彰为执业律师、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候选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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